新疆宗教演變史介紹

自外來宗教傳入並形成多種宗教並存格局以來，新疆始終保持了這一基本格局。“三股勢力”特別是宗教極端勢力卻罔顧歷史事實，不僅歪曲和杜撰新疆宗教演變的歷史，否認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而且極力破壞新疆多種宗教和諧並存的歷史傳統，甚至破壞和詆毀新疆傳統伊斯蘭教，其目的就是利用宗教進行分裂破壞活動。各族幹部群眾包括廣大信教群眾，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認清其本質，並與之進行堅決鬥爭。第七講多種宗教並存格局的發展伊斯蘭教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後，多種宗教並存的格局繼續演變。原有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已消失無存，佛教、道教在一度衰落後有所復興，藏傳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東正教又先後傳入新疆，加入到多種宗教並存的格局中來。

伊斯蘭教作為新疆的主要宗教，一是傳播地域廣大，遍及南北疆。二是信仰民族多。清朝時期，隨著烏孜別克族和塔塔爾族的遷入，新疆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已有維吾爾、哈薩克、回、柯爾克孜、塔吉克、烏孜別克、塔塔爾等七個民族。由於歷史上這些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對這些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乃至民族心理，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一時期，佛教在伊斯蘭教的排擠下一度衰落，不見了昔日寺院林立、僧侶成群的盛況，信仰者只是在家中燒香拜佛，從事一些簡單的佛事活動。但清朝統一新疆，特別是驅逐阿古柏匪幫後，隨著內地信仰佛教的官兵、商賈和百姓的到來，佛教在新疆又逐漸復興起來。在漢人較集中的哈密、巴里坤、木壘、吉木薩爾、阜康、烏魯木齊、奇台、昌吉、伊犁等天山北坡各地，都重新建立了佛教的寺院。甚至在伊斯蘭教勢力強盛的南疆地區，也出現了佛教的廟宇。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建立前，新疆共有漢傳佛教寺院20餘座。

藏傳佛教即俗稱的喇嘛教，是佛教傳入西藏後，融合當地的苯教而形成的具有藏族特點的佛教。

藏傳佛教傳入新疆的時間，史無明載。唐代，吐蕃屢入新疆，與唐朝、大食爭奪西域。雖然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這一時期藏傳佛教的文化遺存，但毋庸置疑的是，信仰藏傳佛教的吐蕃在新疆的長期活動，必然把這一宗教帶入新疆。近代以來在和田地區發現的藏傳佛教的“歡喜佛”塑像，在吐魯番地區發現的藏文佛經，馬面觀音、十一面觀音等壁畫，有人認為是10世紀至11世紀藏傳佛教的文物。但這一時期吐蕃早已退出新疆，所以我們認為這些文物應屬唐代遺存。時間約為唐朝中晚期。這一時期，應是藏傳佛教傳入新疆的時間。

有關藏傳佛教在新疆的早期傳播情況，目前尚不清楚。但從藏傳佛教文物的分佈可以推斷，在和田、吐魯番這些吐蕃活動時間較長的地區，藏傳佛教比較流行。吐蕃退出新疆後，藏傳佛教也隨之日趨式微。但在喀喇汗王朝和于闐李氏王朝的宗教戰爭期間，原為政治對手的于闐和吐蕃，由於都信仰藏傳佛教，因此出於共同對付伊斯蘭教的目的，雙方拋棄前嫌，加強了聯繫，斯坦因認為，吐蕃還通過奠居在拉達克及西部領土的顯然屬於突厥種的首領來支援于闐。這種密切聯繫，必然擴大藏傳佛教在於闐的影響，促進該教在於闐的流傳。

西遼至蒙元時期，由於實行宗教寬容政策，藏傳佛教在新疆也有所復興。蒙哥汗時期，就有許多維吾爾族人信仰了藏傳佛教。當時途經此地前往蒙古的法國小教友會修士威廉·魯不魯克，對維吾爾族信仰藏傳佛教的情況就作了詳細的記述：“所有他們的教士都把頭髮和鬍子剃光，他們身穿桔黃色的長袍，並且自剃光頭髮之時起，就嚴守貞潔。他們住在一起，一二百人成為一個團體……不管他們走到哪里，他們手裏總是拿著一串念珠（有一二百顆念珠），如同我們帶著我們的念珠一樣。他們經常重複地說這句話：Onmanbaccam（唵嘛呢叭咪吽）。”他還詳細描繪了維吾爾族僧侶的服飾，焚燒屍體及將骨灰埋在“金字塔的頂上”的習俗，以及同他們進行的關於上帝、靈魂等問題的辯論。

蒙元時期，藏傳佛教在新疆雖有流傳，但信眾不多，影響不大。藏傳佛教在新疆的勃興，是與衛拉特蒙古進入新疆聯繫在一起的。

衛拉特蒙古原來信仰薩滿教。明初，藏傳佛教曾一度傳入，並為一些上層貴族所信奉和推崇。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其首領也先為提高衛拉特蒙古喇嘛的地位，還親自代其向明朝皇帝“乞大賜封號，並銀印、金襴袈裟”等。但在西遷至西北地方後，由於受到東蒙古的阻礙等因素的影響，藏傳佛教日趨式微。16世紀後期，衛拉特蒙古的一些貴族重新認識到藏傳佛教的重要性，再次提出接受藏傳佛教的要求。土爾扈特部首領賽音特勒斯墨爾根特穆納諾顏提出信奉藏傳佛教中勢力最大的教派——格魯派（黃教）的建議。衛拉特蒙古貴族與格魯派上層的結盟，促進了藏傳佛教在衛拉特蒙古的發展。薩滿教最終被排斥，藏傳佛教成為衛拉特蒙古各部共同信奉的唯一宗教。

1640年，在衛拉特—喀爾喀蒙古王公會議上，制定了著名的《蒙古—衛拉特法典》（《察津必齊克》）。在該法典中，專談藏傳佛教的條文佔有顯著地位，“這些條文以法律形式規定喇嘛教為全蒙古所有汗國和公國的正式國教”，確立了藏傳佛教在衛拉特蒙古的獨尊地位。該法典規定，“十人中必有一人獻身於佛”，以保證僧侶來源。為保證僧侶隊伍的穩定，對破壞戒律擅自還俗的僧侶，規定沒收其一半的牲畜和財產。法典還賦予僧侶種種特權和法律保護，如規定；“掠奪屬於僧侶的愛瑪克者，科以鎧甲百領、駱駝百頭、牛千頭的財產刑”；向僧侶徵用大車者，處以罰母牛一頭的財產刑；將獻佛之馬用於運輸賦役者處以罰馬一匹的財產刑；詈罵、毆打僧侶者，處以罰馬一匹至九九的財產刑，等等。

清代遷入新疆的錫伯、達斡爾等民族，後來也接受了藏傳佛教，使藏傳佛教在新疆的勢力和影響進一步擴大，成為僅次於伊斯蘭教的第二大宗教。近代以來，蒙古各部落紛紛新建、重建或擴建寺廟，寺廟數量急劇增加。到解放前，藏傳佛教寺廟已有近百座。新疆著名的藏傳佛教寺廟，如昭蘇聖佑廟、巴倫台黃廟等，大都是近代所建。

道教的情況與佛教大體相同。它也是隨同內地官兵、商賈和百姓的到來而得以復興的。由於當時進入新疆的軍民以信仰道教者居多，所以道教在新疆取得了比佛教更大的發展。當時，大型的道教宮觀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帶有我國多神崇拜傳統的道教建築，如萬壽宮、關帝廟、龍王廟、城隍廟、娘娘廟等等，卻遍佈天山南北，數量之多僅次於伊斯蘭教的清真寺。據《三州輯略》記載：烏魯木齊及周圍地區的道教宮觀，如萬壽宮、關帝廟、城隍廟、文昌宮、龍王廟、真武廟、文昌廟、魁星閣、財神廟。巴里坤會寧城：萬壽宮、關帝廟；漢城：萬壽宮、城隍廟、關帝廟等等，多達百餘座。由此不難看出，道教在北疆地區發展之迅速。

道教不僅在北疆地區迅速傳播，在南疆地區也取得了空前的發展。據《回疆通志》記載，在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烏什、阿克蘇、庫車、吐魯番、哈密等地，都建有萬壽宮、關帝廟。有些地方還同時建有其他的道教廟宇，如烏什除萬壽宮、關帝廟外，還有山川社稷壇、馬祖殿、火神殿各一座；哈密有文昌宮、火神廟、財神廟、無量廟、羅真廟、城隍廟等。

由於各地政府的支持，道教在新疆獲得了重大發展。但也正因為如此，隨著清朝滅亡而失去官方支持的道教，從民國時期起便逐漸趨於衰落。

基督教又稱“耶穌教”，是中國對基督教“新教”的專稱。基督教是近代傳入新疆的西方宗教之一。據《新疆圖志·交涉志》記載：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喀什瑞典耶穌教（即基督教）堂設於疏附縣北關，男教士三人，女教士四人”。這是關於基督教傳入新疆最早的漢文記載。但據西方基督教會本世紀初的一項調查，在19世紀最後的20年，瑞典行道會的傳教士到達南疆地區，在那裏同其他傳教士一起傳教近四分之一世紀。1892年，行道會進入喀什，以此為中心向外擴展。到1921年，在南疆地區已形成四個傳教中心：喀什、葉城、疏勒和英吉沙，有傳教士7人。這項調查還附列了新疆基督教的傳教點和各傳教點設立的時間：喀什，1892年；葉城，1895年；迪化，1908年；疏勒，1909年；英吉沙，1912年。以上各傳教點，除迪化是內地會的傳教點外，其餘均為行道會建立的。

上述兩種記載大體相同，由此可以確定，基督教傳入新疆的時間在19世紀末，首先由瑞典行道會傳入南疆地區，繼由內地會傳入北疆地區。

1889年，英籍內地會傳教士胡進潔來華。在內地活動幾年後，於1905年前後來到烏魯木齊，設福音堂於北大街（後移至庫後巷），吸收了16名男女加入基督教。胡進潔為了傳教方便，著漢人服裝，並很快學會了維吾爾語。他的傳教範圍很廣，除烏魯木齊外，還去過南疆的庫車、焉耆等地。胡進潔不僅在漢族、維吾爾族中傳教，也積極在蒙古等民族中發展信徒。盛世才統治時期，胡進潔被以英國間諜之名關進監獄，長達13個月之久，致使他曾一度精神錯亂。胡進潔在新疆的長期傳教活動中，雖然也發展了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一些少數民族入教，但人數很少，發展緩慢。在胡進潔之後，相繼又有馬慕潔、馬爾昌等外國傳教士來新疆傳教。這些早期來新疆的傳教士除傳教外，還在所到之地開辦聖經訓練學校、醫院、孤兒院和學校等，以擴大基督教的影響，吸引人們入教。外國傳教士在新疆的早期傳教活動，雖然把基督教傳播到了天山南北各地區，但信徒不多，影響不大。盛世才統治時期，取締了一切教會，基督教的傳教士或被捕入獄，或被迫離開新疆，教堂被改作他用，教產被沒收，基督教受到傳入以來的第一次沉重打擊。

國民黨統治時期，一批來自英、美等國的基督教傳教士來到新疆。這些傳教士于所到之處積極開展傳教活動，發展信徒，建立教會。這一時期，進入新疆的基督教的傳教差會，除原有的內地會、行道會外，還有長老會、聖公會、浸禮會、安息日會、信義會、衛理公會、美以美會、循道公會等。繼外國教會之後，一些內地教會的傳教士也開始來新疆傳教。1948年，山東濟南和濰縣兩地靈修院的傳教士和信徒10余人來哈密傳教。他們一方面積極在哈密傳教，一方面派人前往巴里坤、吐魯番、焉耆、阿克蘇、吉木薩爾、喀什等地發展信徒。次年，他們在哈密新城修建了一座教堂，將其教會組織定名為“基督教西北靈工團”，下設佈道、靈育、醫藥等7個部，並且創辦了《西北靈工》和《靈工通訊》兩個刊物，在新疆和內地發行。西北靈工團共發展信徒103人，成員主要是職員、軍警、醫生和職業教徒。

天主教傳入新疆的具體時間不詳。據德國學者霍爾根·凱斯頓稱：耶穌定居印度時，曾到處講道，“文獻多次記載，他經常返回喀什。”他還認為，距喀什6英里的馬利亞墓的墓主馬利亞，可能就是《新約聖經》中《腓力比書》所說的，在耶穌受難後堅持不背叛他的三位同名馬利亞的婦女之一，並稱“這座位于喀什的馬利亞墓葬完全可能具有真實的背景。”這只是他個人的推測，學者一般根據元代新疆已有也裏可溫教，推斷當時天主教已傳入新疆。但也裏可溫教並不單指天主教，所以天主教傳入新疆的時間還有待於新資料的發現。有史可考的第一位進入新疆的天主教傳教士，是天主教耶穌會會士、葡萄牙人鄂本篤。鄂氏于1603年到達新疆莎車，在該地逗留了一年。他能講流利的波斯語，精通伊斯蘭教教義。在新疆的一年間，他帶著另外幾個天主教徒到過葉城、和田、喀什和哈密等地，除了發現一張內容為基督教的畫之外，沒有發現這些地區還有基督教徒。對鄂氏在新疆是否進行過傳教活動，是否發展過信徒等情況，史載闕如。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天主教隨著英美等外國勢力在中國的殖民化進程，開始了在中國的大規模傳播。天主教在新疆的大規模傳播晚於內地，大約在清末民初。最先來新疆傳播天主教的是德國和法國的傳教士。據《新疆圖志·交涉志》記載，清光緒八年（1882年），法國天主教士石天基在綏定（今霍城縣）設教堂。3年後，又有法國天主教士梁萌德在寧遠縣（今伊寧市）小東梁設教堂。大約與法國傳教士同時，一位名叫亨德里克斯的荷蘭傳教士，受某天主教會的派遣來華傳教。他先去了蒙古，不久就來到喀什。據說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到過喀什的外國人對這位傳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英國駐喀什總領事的夫人在其所著的一本書中，就專門介紹過這位傳教士，稱他是一位元懂多種語言、知識淵博的人。1900年斯坦因來新疆考古探險時，在喀什也經常見到這位著名的傳教士。斯坦因給亨氏的評價是“慈善的神父”，說他“總是帶來許多新聞和傳聞，從這些常與原始材料相左的資訊中無成見地搜集一些情報，或許會給因投入缺乏一份當地報紙而遺憾的人們帶來很大的安慰。”斯坦因還談到在喀什有一個以G·李蓋提傳教士為首的瑞典傳教團。這表明當時在喀什除荷蘭傳教士亨德里克斯外，還有一個瑞典天主教傳教組織。

隨著外國傳教士的不斷到來，到民國初年，在全疆各地的重要市鎮，如烏魯木齊、伊寧、喀什、莎車、英吉沙等地，都建立了天主教堂。盛世才統治時期，天主教同基督教一樣，一度受到沉重打擊。到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外天主教傳教士又紛紛來到新疆，使新疆天主教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在這些傳教士中，既有真正熱心於傳教事業的神職人員，也有以傳教為掩護的間諜。這些間諜以傳教為名，建立秘密組織，把一些親信教徒發展為偵探，加以訓練後，派往各地搜集情報。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一些天主教堂大肆從事間諜活動，廣泛搜集有關新疆的軍政情報，還進行破壞活動。這些間諜活動損毀了天主教的形象和聲譽，也理所當然地遭到新疆當局的懲處。

東正教是隨俄羅斯人傳入新疆的。18世紀後期，一些不堪忍受沙皇政府壓迫和剝削的俄羅斯人，陸續遷來新疆。俄羅斯人信仰東正教，隨著俄羅斯人的到來，東正教也隨之傳入新疆。當時進入新疆的都是普通的東正教信徒，沒有神職人員。近代以來，隨著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沙俄取得了在新疆的傳教權。俄羅斯傳教士開始進入新疆，在俄羅斯人聚居的地方開設教堂。到“十月革命”前，在烏魯木齊、伊犁、塔城、喀什等地都建立起了東正教教堂。俄羅斯傳教士的活動主要是組織和主持俄羅斯東正教徒的宗教活動，他們在其他民族中的傳教活動沒有取得多少進展。當時，來新疆的俄羅斯人很多，其中大多數加入了中國國籍，數量達到萬餘人。由於這些俄羅斯人都信仰東正教，這也就是說，當時的東正教徒已有萬餘人。“十月革命”後，各不同階層的俄羅斯人大量進入新疆。還有一些我國原來在俄羅斯已與當地女子結婚的華工，也攜家來新疆定居。這些華工有的已信仰東正教，他們的家屬都是東正教徒。東正教也隨著這些俄羅斯人和華工的到來而得以迅速發展。由於一些仇視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的白俄軍官、地主、貴族和傳教士來新疆後，仍頑固堅持其反動立場，繼續從事反蘇反共活動，因而受到當時還親蘇親共的盛世才的打擊，東正教也受到牽連，教堂被封閉。在披著宗教外衣的反蘇反共分子被逐漸清除、盛世才的統治結束後，東正教才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第八講新疆宗教演變史的幾點啟示

一、多種宗教並存是新疆宗教歷史演變的基本特點，也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自從外來宗教傳入新疆形成多種宗教並存的格局以來，構成這一格局的宗教不斷在發展演變，但不管其如何演變，都未能改變多種宗教並存的這一基本格局。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於受世俗政權宗教政策等因素的影響，主要宗教的地位會發生改變，但是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教獨存”的情況，“一教或兩教為主、多教並存”始終是新疆宗教演變的基本格局。

二、新疆多種宗教並存格局的形成和演變，是由多民族聚居的特點所決定的。

自古以來新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當這些民族進入新疆後，自然就會把他們所信仰的宗教帶到新疆來。

古代中亞以善於經商著稱的粟特人，就把他們信仰的祆教率先傳入了新疆。在新疆定居的粟特人形成的聚落，廣泛分佈於從阿勒泰、伊犁到羅布泊的廣大地域，從而也把祆教傳播到了新疆各地。在新疆鄯善吐峪溝，至今還分佈著許多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的墳墓，並出土了祆教的文物。粟特人改信摩尼教後，不僅把摩尼教傳播到了新疆，還傳播到了遠離新疆的蒙古高原的回鶻汗國，讓生活在那兒的回鶻人信仰了摩尼教，並使之成為回鶻人的國教。

唐代，吐蕃人進入新疆後，他們所信仰的藏傳佛教也隨之傳播到了從南疆到北疆的許多地區。後來，隨著吐蕃人撤離新疆，藏傳佛教也在新疆一度消失了。直到17世紀，進入新疆的衛拉特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該教才再度興盛。

新疆道教則是由中原地區信仰道教的漢族帶入新疆的，由於其他民族信仰道教的不多，所以道教傳入早期主要流傳於哈密和吐魯番這兩個漢族集中的地區。

除了多民族的原因之外，一個民族宗教信仰的變化，則是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如維吾爾族歷史上就先後信仰過原始宗教、薩滿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種宗教，最後才信仰了伊斯蘭教。維吾爾族宗教信仰的變化對新疆宗教的演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摩尼教雖然很早就傳入新疆，但影響卻不大，當840年以摩尼教為國教的回鶻人遷入新疆吐魯番地區後，摩尼教在新疆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景教的情況和摩尼教差不多，傳入新疆早期也沒有大的發展，但隨著大量維吾爾族人改信景教，使新疆景教一度十分繁盛。在維吾爾族人大量改信伊斯蘭教後，新疆多種宗教並存的格局也逐漸由佛教為主要宗教演變為佛教與伊斯蘭教並立為主要宗教，並最終形成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並存的格局。

三、宗教無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還是一種文化現象，都必須和其所處的時代以及人文地理環境相適應

宗教與時代相適應，不只是社會對宗教的要求，更是宗教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內在需求。歷史證明，只有那些能夠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不斷進行自我調節以適應社會的宗教，才能生存和發展。如當代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有著悠久的歷史，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形態，所以能由民族宗教發展成為世界性宗教，無疑是因為這些宗教能夠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不斷與時代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凡是不能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宗教都是沒有生命力的，如祆教、摩尼教、景教這些古代的世界性宗教，由於不能與不斷變化的時代和社會相適應，最終被社會所拋棄。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宗教不僅要與時代相適應，也要與變化了的人文地理環境相適應。任何一種宗教，在傳播到一個新的地域或民族後，在排斥這個地區或民族原有宗教的同時，必須吸收融合原有宗教以及民族傳統文化的因素，從而形成其地域的和民族的特點。

產生於印度的佛教，在傳入中國後就吸收中國傳統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即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佛教，所謂“中國佛教”，就是說它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佛教。佛教傳入西藏後，與藏族原有的苯教相結合，形成了具有藏族特色的藏傳佛教。佛教不殺生，佛教徒也不吃肉和蔥韭，但歷史上新疆的佛教徒既吃肉也吃蔥韭，這就是新疆的佛教。

伊斯蘭教傳入新疆後，就一直在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從而與新疆社會相適應，逐漸演變為帶有鮮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點的新疆伊斯蘭教。新疆歷史上曾經長期流行產生于古代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因此受波斯文化影響很大，所以新疆伊斯蘭教的大量宗教術語採用的是波斯語而不是伊斯蘭教的神聖語言阿拉伯語，胡大、古爾邦、肉孜等等；伊斯蘭教禁止真主之外的任何朝拜，而新疆的穆斯林從接受伊斯蘭教至今一直都朝拜被稱為“聖地”、“聖墓”的麻紮；伊斯蘭教是禁酒的，但從《突厥語大詞典》、《福樂智慧》等新疆著名穆斯林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新疆穆斯林喝酒和酒館的記述，《福樂智慧》還專設一章論述“侍酒官應具備的條件”，《真理的入門》的作者玉格乃克為“酒館周圍興隆繁盛，清真寺無人禮拜冷落荒涼”的社會現象而感慨和不滿。歷史上新疆穆斯林女性戴面紗的不多，所以19世紀俄國的哈薩克軍官瓦裏汗諾夫在喀什噶爾看到這一現象時，就發出了新疆穆斯林女性是“亞洲最自由的女性”的感慨。具有上述特點的伊斯蘭教，既不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也不是土耳其的伊斯蘭教，就是我們新疆各族穆斯林一千多年祖祖輩輩信仰和奉行的新疆伊斯蘭教。

具有時代和地域特點的宗教，才是有活力的可以持續存在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要求回歸到宗教初始的狀態，是違背歷史潮流的，也是違背宗教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利益的，因此也是註定不會成功的。宗教極端主義否定傳統的新疆伊斯蘭教不是真正的伊斯蘭教，這是對新疆傳統伊斯蘭教的惡意誣衊，是別有用心的，其罪惡目的就是通過否定傳統伊斯蘭教，來灌輸其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和主張。

四、統治者的宗教政策和態度對新疆宗教的演變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佛教和伊斯蘭教之所以能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都是與當時統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對這兩種宗教的支持分不開的。如佛教雖然晚於祆教傳入新疆，但由於得到塔里木盆地各綠洲統治者的大力扶植，便迅速超過了新疆原有的原始宗教和薩滿教以及祆教的影響，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並逐漸形成了以佛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並存的格局。西遼和蒙古時期的宗教寬容政策，最終導致了這一時期新疆各種宗教的發展和興盛。而錯誤的宗教政策不僅會影響宗教的和諧共處，也會給社會帶來危害。如葉爾羌汗國為了利用宗教上層勢力，不斷賦予和卓政治的和經濟的特權，最終導致和卓勢力的惡性膨脹，不僅推翻了葉爾羌汗國，還造成了白山派、黑山派長期的流血鬥爭，以及和卓後裔的多次叛亂。

五、多種宗教和諧共存始終是新疆宗教歷史的主流。

歷史上雖然也發生過佛教與伊斯蘭教的戰爭，但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這只是一個不和諧的小插曲。伊斯蘭教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後，在同其他宗教並存的幾個世紀裏，沒有再發生過衝突，一直是和諧並存的。多種宗教在新疆不僅能夠和諧並存，而且能夠相互吸收融合，從而形成了具有鮮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佛教、伊斯蘭教、祆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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